■　本报记者　刘静

   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，今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，要总量适度、审慎灵活，要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，调节好货币信贷供求，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。由此，在经济增速目标调低的形势下，货币政策的“稳定性、针对性和灵活性”将会有更突出的体现。

    根据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基调，2012年的经济将“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”。在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中也首次作出了“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”的判断。至此，中国经济开始由去年的控通胀为先转向稳增长为先。今年的人大会议也同样重复着这一动向。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，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.5%，这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预期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8%。

    在“十二五”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里，经济的稳中求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货币政策的支持。在“稳增长”的要求下，货币政策也走向了“微调”。临近2011年年末，央行近3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，灵活开展了公开市场操作，并实施差别的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。2012年2月18日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，从2012年2月24日起，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.5个百分点。在外汇占款趋势性减少的大背景下，货币政策进入数量型微调通道，央行持续调降存准率成为了大概率事件。

    回顾过去，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休戚相关。在1993年以前，我国基本上属于计划经济，宏观调控主要靠计划实现综合平衡。真正运用经济办法进行宏观调控，是在1993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。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从“稳健”—“从紧”—“宽松”—“从紧”—“稳健”的变化。1993年，全国物价上涨13%，1994年上涨至21.7%，达到改革开放后的最高纪录。这个阶段，国内的宏观调控属于“从紧”状态，物价水平在1995年高达13%之后，一路回落至1996年的6%。1997年10月份，居然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鲜见、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物价负增长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，中国出现“通货紧缩的趋势”，1998年物价总水平下跌3%，1999年又下跌2.6%，正式担任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改“适度从紧”的宏观政策取向为“稳健”的货币政策，货币政策的手段便是连续下达降息令，一年期实际利率由原来近10%下降至2%左右，用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经济。

    2003年—2007年，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、投资、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，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，央行开始紧缩银根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、6次上调利率。2007年，物价连续上涨、货币信贷增长过快，1—11月份CPI同比上涨4.6%，涨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3.3个百分点；11月份CPI同比上涨6.9%，创1996年底以来的新高。由此，货币政策由“稳健”调整为“从紧”。2008年9月，雷曼兄弟破产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10个月经济数据未出现明显改变的情况下，货币政策即从年初的“从紧”直接调整为“宽松”。2009年三季度，CPI开始持续上涨，货币政策回到“从紧”，以致到2011年，21.5%的存准率创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新高。2011年年底，“稳健”重又成为了央行强调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向。

    时至今日，重拾“稳健”却再次强调了灵活。在两会召开之前的2月份，温家宝总理指出，要见事早，动作快，预调、微调从一季度就要开始。随后，央行也明确提出，灵活运用利率等价格调控手段，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结合起来，并根据经济景气变化、金融机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对有关参数进行适度调整，发挥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的逆周期调节功能。

    对于今年宏观调控的动作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，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，它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发生转向，而是政策灵活性增加的体现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也表示，今年整个货币政策要走一步看一步，“这要看投资的情况，工业增长的情况，PMI和国际经济形势等等”。在“凤凰网”，记者看到一位专业人士对货币政策的评论：“稳健，是一个充满弹性的词，用它来作为货币政策的基调，本身就充满了灵活性。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，中国的命运，可能决定于任何一年、任何一件事，即使是一个个微小的变化。